延续建筑：

　　是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冯正功三十余年浸润于其工作、生活环境及其自身经历、并诉诸建筑创作的思考与实践总结。

　　具体而言，是指发现与探索场地独特的地域、时间、人文、自然、历史、记忆等重要特征，基于当代建筑语境与人多重需求的基础上，将以上元素延续并创新于建筑设计之中。

　　本文已发表于《当代建筑》2021年4月刊、“ CA当代建筑”微信公众号

　　作者：冯正功  吕彬  陈婷

　　1 现象：失序的城市与失落的文脉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城市发展面临两种语境：一是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城市快速扩张，二是西方现代城市理念所带来的对城市国际化的追求。经济全球化与城市快速扩张导致许多城市过度追求经济增长与资本膨胀，城市的差异性被忽视，文脉在盲目的发展竞争中逐渐隐匿。这一现象直接造成了城市秩序的混乱、城市格局的破碎、公共空间的失落及建筑风貌的冗杂。当我们面对失序的城市与失落的文脉时，应理性地回应，从根源上反思。

　　2 “文脉”何指？

　　“文脉”虽然是汉语中固有的词语，但实质上却是外来的概念[1]。20世纪80年代，“文脉”的引入来自东南大学建筑历史与现代建筑理论教授刘先觉先生（1931～2019年）对“文脉主义（contextualism）”的最早翻译[1]，并在作为建筑院校研究生教材的《现代建筑理论：建筑结合人文科学自然科学与技术科学的新成就》之《文脉主义建筑观》中初步建立了理论架构，并将其进一步推广至城市的范围[2]。

　　追本溯源，回顾“文脉”在欧美语境中的含义，阿德里安·福蒂（Adrian Forty）①在《词语与建筑物：现代建筑的语汇》的《文脉（Context）》一章中，将20世纪50～70年代建筑学中的“文脉”分为两种类型：其一，阿尔多·罗西（Aldo Rossi）以思考历史城市在面对现代建设时该如何应对的问题为中心的“城市建筑类型学”思想；其二，柯林·罗（Colin Rowe）对城市历史和结构持开放态度和多元视角的“拼贴城市”理念。后者正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欧洲城市更新思想和实践的主流[3]，尤其是历史城市和城市中的历史空间。因而，对当下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失序的城市空间重构和历史肌理的延续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在当下大规模现代化城市更新中，有深厚历史的城市不可避免地需要向现代化城市转型。一方面，围绕城市问题的相关讨论亦成为建筑师和建筑设计无法回避的主题[4]；另一方面，城市自身的复杂性——历史、文化和社会等诸多因素的交织，给建筑师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失序、杂乱的建筑形式、空间与功能等表象背后，是文化的衰落和历史的断裂，更为深层的是城市发展观念问题。需要指出的是，建筑之于城市，并非只是技术操作和技术工具。对城市文脉的关注与尊重，于中国城市更新转型背景下的建筑设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3 “文脉”何为？

　　“建筑学的任务是通过形式的转化，揭示其周围文脉的本质”。福蒂在《文脉》一章的开头，即揭示了如何处理新建筑创作与城市“文脉”的关联建筑学自身的内在要求之间的关系，这也一度是中国建筑师所关注和思考的焦点。

　　在《拼贴城市》出版四十余年后，当下中国城市中传统格局的瓦解困境引发了建筑师对城市历史文脉问题的重新思考：具有丰富历史背景的城市在更新中应该如何对待现存的来自历史的城市肌理、结构和格局？城市应该被整齐划一但丧失活力的公共空间所充斥，还是应该拥有多元并存的城市格局？我们通过寻找具体的研究路径和落地的设计方法，以重新塑造城市的历史环境，延续城市“文脉”，重塑历史肌理，重拾城市记忆。

　　欧洲国家在二战后大规模的现代化建设中经历了与中国类似的城市发展历程，诸如德国法兰克福、法国尼斯、挪威奥斯陆、丹麦哥本哈根等此类城市，因旧有结构的保留、城市“文脉”的延续而显得包容、生动和有趣。以德国为例，新建筑设计或旧建筑改造着眼于与城市的整体关系，针对文脉断裂和历史肌理破坏的程度，采取相应示意的设计策略。其总体可以归纳为三种：“旧中新”（废墟上加建）、“全新”（与历史环境截然不同）和“适度新”（与历史环境适度融合）[3]。

　　在中国的城市中，诸如苏州古城等历史结构保存完好的城市较少，更多的是历史文脉消失殆尽但曾经历史文化丰富的城市。在小范围内采取对重要历史地段建筑的重建与复苏的方式，或者在新建筑创作时从周边历史环境出发延续历史肌理、空间等，对这座城市本身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和意义[3]。但需要指出的是，延续文脉并非形式的复古，而是以城市的历史结构为基础，结合新的功能需求，对新旧环境进行整合[3]。尊重城市复杂性以把握新建筑的生成机制，从而孕育出延续城市文脉与蕴含文化意境的公共空间、建筑组织形式和建筑语言。

　　4 基于“文脉”视角的城市秩序重塑与公共空间再生

　　4.1 当代中国城市的现状与设计的开始

　　因快速通行需要而被牺牲的适于步行的街巷、因商业开发而被割据的城市广场、因追求新异而支离破碎的空间图景……这些构成了当下中国许多城市的现状。诚然，城市秩序的重塑有许多可以遵循的构造线索：历史的、自然的、人文的、空间的……城市在发展历程之中形成各种要素，形成各自独特的性格，并经由物质及非物质形态表现出来。如凯文·林奇所提及的路径、区域、边界、标志、节点则属于物质形态，而空间意象、集体记忆、日常生活等经由人的认知、识别与体验而被表达的，则可归于非物质的表达。

　　一个没有历史的城市，如同一个没有记忆的人。一个正视历史的城市，保护历史为其创造的文脉，或可以正确、清醒地认识城市发展的方向、规律与差异性。

　　徐州，始于夏禹治水，有2 600余年建城史。自九州割据，徐州历经繁荣、战乱、水患……宋代以来，黄河夺泗入淮，水患频发，徐州屡遭淹没。新城于旧城之上原址重建，造就其“城下城、府下府、街下街、井下井”的特殊地缘。深埋地下的多重时间线索作为重要的历史文脉，长久封存之后，几近为人忘却。作为交通和军事要塞的徐州，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的城市快速扩张，也“俨然众人矣”……文脉遗落，地缘消逝，同时城市的差异性也逐渐隐匿并消失。

　　2012年，中衡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受邀参与徐州回龙窝历史街区重建项目（图1）。回龙窝，位于徐州旧城的核心区。追溯至清，其原是徐州府南的民居聚集区，建造时间逾越200年。作为城市已寥寥无几的“文脉记录者”，见证了城市的盛衰。原本的设计工作，只是根据原有的规划进行历史街区的建筑重建。但出于对这座城市的初心，设计的工作不再局限于单纯的“重建”范围。深思之后，设计师试图以回龙窝为契机，重新梳理并延续徐州的历史文脉，提出以“发现彭城”为理念的城市复兴方案（图2）。

　　4.2 以回龙窝为焦点的城市架构重塑

　　4.2.1 古城架构溯源

　　深究徐州城市格局，考证至清同治时期的徐州府城图（图3），徐州古城呈扇面状分布：以古城南门所在南北轴线分东、西两城，回龙窝恰位于南门（奎光门）以北，是清代民居聚集地，商贾往来，盛极一时。但徐州繁华并不拘泥于古城之内，出南门向南因地势高耸，可避水患，也同样民居聚集，多为显贵住所。明代天启之后，户部迁居城南至户部山，使得自古城沿南北轴线至南城均商业繁荣，城市兴盛。

　　考证之后，我们试图在以古城南门、回龙窝为中心的南北城扇面上，寻找或已支离破碎的文脉线索（图4），重新为城市架构起明晰的经络。

　　4.2.2 历史遗脉梳理

　　回龙窝向东行不远至开明街，曾是古城东门城墙南延段的内街，因老东门倒塌而新东门在其南侧重修、推动商贸往来而繁华一时。城墙之外即是黄河古道，向北直至曾是一片黄河河滩荒地的日本侵华时期的军事领馆。领馆建筑被完整保存下来，并得到保护与改造。回龙窝东南，深藏于街巷的一处宅院是书画家李可染的故居。回龙窝东北至青年路，保存有一座于1910年修建的天主教堂及修道院。修道院由法籍传教士出资，德籍传教士主持设计，遵循天主教建筑形制。

　　户部山与回龙窝共同形成经济、文化中心——上街（彭城南路）、下街（今解放南路）、前街（马市街）、后街（坝子街），古城街巷脉络尚存，现今也是徐州商业繁华之地。而名噪一时的中枢街、大同街、铁货街、丰储街等，也在以此为中心的步行范围内。这些街道名称至今仍然使用，只是历史建筑风貌不在。走访街道，尚可零星发现几处逾越百年的清末宅院，历经无序加建、修补也已残破不堪，但房屋架构、用材、格局、雕花等或可分辨一二。

　　4.2.3 文脉空间织补

　　架构以回龙窝为焦点的视觉通廊，连接细碎、散落的旧城遗存，建立路径与秩序，从织补建筑到织补城市（图5）。

　　首先，文脉重现。文脉是多重时间线索的集合。快速的城市建设使徐州许多文脉在被发现的时刻就已被人为破坏。文脉“重现”是我们坚持的首要条件。梳理的文脉线索被分为两类。一类是尚未明见的地下遗址：如古城墙、古护城河，以及不同年代的城市文物、建筑遗址等。根据城市架构，可以具体地推测其位置与走势，以及其所属的年代，如沿回龙窝南侧呈东西走势的明代城墙遗址，沿南门所在轴线而分布的鼓楼遗址、府衙遗址、城隍庙遗址及古城中心遗址群，城南呈“U”字形走势的古护城河遗址等。我们的设计希望逐步将这些遗址重现天日，故先行在遗址推测位置建立保护性建筑、构筑物，并提供相关的保护建议，避免城市后续发展可能对遗址造成的破坏等。另一类是现存历史保护类建筑，如教堂、民宅、领事馆等。作为现存的近代时间线索，这些建筑通过保护、修复或改造被赋予了现代的身份属性，使其重新成为具有价值的城市公共空间与场所，并激活邻近环境。

　　 其次，路径连接与通廊架构。连接细碎的、散落的旧城遗迹，建立路径与秩序，关联起以回龙窝为触点的历史通廊，建构可以漫游的城市时间系统，并保持每一时间的差异性与真实性：以历史街区为核心的步行系统建构，以及以回龙窝、户部山、云龙山为线索的视觉通廊的建构（图6）。前者是物质空间通过路径系统的活化，后者则是建立在感知之上的彼此回应，二者共同建立了城市的整体文脉图景。

　　4.2.4 城市肌理再现

　　城市肌理既包含城市结构化的物质环境，又影射复杂而深刻的社会关系。肌理的再现不只是城市结构美学的范畴，其核心是对城市活力的展现。从历史文脉的角度来说，城市肌理既是当下城市的影射，也是连续性城市发展历程的反映，与城市的历史与未来相联系（图7）。

　　回龙窝正是这样一处肌理的样本，通过物质形态的肌理——建筑形制、街巷形态、空间模式等，以及非物质的社会意象影射城市形态脉络（图8）。在物质空间结构上，根据曾经居住在回龙窝地区的古城保护志愿者李世明先生的手稿，我们完全摒弃了回龙窝原有的规划方案：原貌恢复了公宁东巷、回龙窝巷与永宁巷，以及穿插其中的“一人巷”与“二人巷”等；原址恢复了以闫家会馆、日本洋行及一处三进宅院为代表的建筑形制；差异化地恢复其余民居宅院，再现街巷的进退与风貌的独特价值；邀请故宫博物院、清华大学、中国矿业大学的专家师生共同研究传统民居清水砖墙的构造方法、民居类型、形制、结构、材料、院落及装饰。建造使用回收自徐州及其周边地区的旧材料：旧青瓦、旧青石、旧青砖、老杉木等。在空间意象层面上，除古树与古井为原址保护，根据老人们的回忆，设计还恢复了火神楼、街角亭、戏台，以及为拟合丘陵城市特有的坡度而设置的地形高差。我们坚持通过回龙窝的肌理重构，将这个城市碎裂的时间与事件链接与织补并凝固于斯，避免因空间结构的破坏造成文脉的破碎与遗忘（图9）。

　　4.3 以文脉遗址与记忆为触媒的公共空间再生

　　触媒②[5]是真实的物质存在，用以感知与体验历史文脉。文脉的触媒有时是一处遗址，有时是为了文脉延续而进行的一次建筑碎片的修复，有时则是为某一段遗址的保护而建造的。新的建造成为触媒，引入新的功能、活动、意义，引导城市、建筑、文脉的整体历程进入新的阶段，使场所特性重新被定义，即此时的维度在未来也具有历史性。触媒所引发的一系列活动，将通过再生来重释公共空间，激发公共空间的活力。

　　4.3.1 以古城墙为触媒的历史街区空间再生

　　根据逐渐厘清的文脉线索，推测回龙窝以南为古城墙遗址所在，整体设计考虑在此处建造一座博物馆，以回应并展示徐州“城下城”的特殊地缘。而后恰因回龙窝建造，古城墙得以重现并被保留。城墙为古城南门（奎光门）东延段的遗脉，被深埋约400年。古城墙与博物馆的设计建造活动共同作为城市公共空间再生的触媒（图10），通过空间的建构建立古城墙与历史街区的关联，提供一处可以阅读、触摸历史的城市公共空间，重新聚集人群，唤醒城市文脉所凝聚的生命力。作为重要的城市空间节点，博物馆与历史街区共同建构了城市系统的连续性，即人们在感知过程中所形成的城市物质空间形态与秩序。

　　4.3.2 以城下城遗址为触媒的城市广场空间再生

　　古彭广场作为徐州城市中心广场最早可考证至明代。其历经改造、扩建后，逐渐成为徐州城市中重要的节点。因居城市中心位置，故推测彭城广场地下应存在城市变迁的街巷与建筑遗址。作为古城文脉梳理的重要节点，在政府部门的决策下，地下遗址挖掘、博物馆建设与彭城广场改扩建工作同步进行。“城下城”多重年代的地层重现：地下7～9 m为汉代底层，6～7 m为唐宋地层，4～6 m为明晚期地层（图11）。地层遗址作为触媒，使城市的建设与变迁以清晰的物质线索方式而为人所知。于是，遗址展示空间通过壳体结构设计，兼顾延续广场功能，减少遗址破坏，提供新的服务模块，重新定义广场作为城市公共空间的形态与价值（图12）。原有空间功能的存续与历史文脉线索的再现，使得原有发生于此的活动在多样性、复杂性、发生频次、密度方面有所提升。属于广场的场所特性，在空间的历史分层中被置于动态的语境中进行建构与再创作（图13）。

　　4.3.3 以护城河遗址为触媒的城市公园再生

　　护城河曾因河水污染严重而被掩埋，并用作地下排污系统。如今，其作为回龙窝南侧的城市公园项目被重新设计，见于天日，成为滨河公共空间激活城市的触媒。作为城市公众交往的重要空间载体，护城河遗址公园为城市提供了一处开放的、自然的、人性的场所秩序——尊重自然秩序，关注人在其中的尺度、行为方式与感受……滨水空间贯穿于文脉路径连接与视觉通廊建构的核心，与城市空间具有多向的渗透性，其北侧渗透至回龙窝历史街区，并串联至户部山与李可染故居等文脉空间节点。在简·雅各布斯的观点中，城市公园不应将城市空间割裂，更不应将历史文脉割裂。此次的护城河空间再生则遵循相关逻辑，以公园为载体，以护城河为触媒，使文脉在时间与空间双重维度“流动”起来，引导良性的城市空间结构发展（图14）。

　　5 结语 

　　对于中国的城市和建筑来说，大规模现代化城市更新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为城市基础设施的升级和城市空间的重构提供了机遇；另一方面，城市的复杂性亦使建筑设计本身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城市文脉是社会、政治、经济、历史及文化等诸多因素复杂交织的结果，某种程度上已经超出了建筑学学科所能解决的问题范围[4]。然而，文脉始终存在于城市动态发展的语境之中，体现城市的时间连续性。城市真正作为具体的文脉载体，将历史的纵向性延续下去，为未来提供城市发展的真实性。同时，需要指出的是，正是建筑师对城市文脉的持续关注，拓展着建筑学自身的边界，建筑设计亦在尊重城市文脉复杂性的基础上才能把握新建筑的生成机制，从而孕育出延续城市文脉的建筑组织形式和建筑语言。

　　作为建筑师，应抓住城市更新的机遇，在设计构思之初主动把握新建筑与城市历史环境的对话，进而在操作层面上，让文脉所起的作用贯穿于形态、功能和空间。基于历史文脉的城市架构重塑，依赖于从城市历史文脉的拾遗中塑造城市的差异性，尊重其物质或非物质的文脉载体，在复杂的城市问题之中有效地识别、复兴与重释。在基于文脉的城市秩序之上，以文脉为触媒，通过时间、空间双重维度重塑公共空间：在纵向维度上，因文脉而发生的设计建造活动使得公共空间具有不同时间的差异性，激活了作为城市活动载体与城市历程见证者的公共空间；在横向维度上，以文脉为线索的公共空间被有机地连接起来，重构了以人的体验与感知为核心的城市意象和脉络系统。■

　　注释

　　①UCL（伦敦大学学院）The Bartlett学院（巴特莱特建筑学院）教授。

　　②美国建筑师韦恩·奥托（Wayne Attoe）和唐·洛干（Donn Logan）在American Urban Architecture-Catalysts in the Design of Cities中提出了“都市触媒”的概念。“触媒是由城市所塑造的元素，反过来塑造它本身的环境”。

　　参考文献

　　[1] 经宇澄．中国建筑话语中的“文脉”（1980年代—1990年代）[J]．建筑师，2019（5）：19-24．

　　[2] 万亮亮．城市文脉研究综述[J]．建筑与文化，2018（10）：65-66．

　　[3] 杨怡楠．“拼贴城市”的思维和手法——当代语境下城市的历史环境更新[J]．建筑师，2018（6）：68-73．

　　[4] 李华．城市研究的建筑学意义[J]．建筑学报，2012（7）：82-85．

　　[5] 齐洋毅，鞠伟．基于城市触媒理论的历史街区更新策略[J]．建筑与文化，2020（12）：146-147．

　　图片来源

　　图1、图2、图8～图10：秦伟拍摄

　　图3：扫描于《同治徐州府志》

　　图4～图6、图7、图11～图14：中衡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作者简介

　　冯正功

　　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中衡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首席总建筑师

　　吕   彬

　　中衡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建筑师

　　陈   婷

　　中衡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助理建筑师